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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時期美中網路戰略競逐:以建構主義「敵對共生」途徑分析

川普時期美中網路戰略競逐: 以建構主義「敵對共生」途徑分析

原文刊載於: 

安全治理學刊第 2 期【研究論文】

Journal of Security Governance

No.2, pp. 49-73. July 2021

DOI: 10.6952/JSG.202107_(2).0003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alPublicationJournal?PublicationID=P20200703002)

 

摘要

資訊時代,數據就是資產,運作在自由、開放的網際空間中,創新人類的生 活方式,也開創繁榮的契機。同時,利益競逐與層出不窮的資訊安全問題,也在 邊界模糊的網路場域中應運而生,甚至產生資訊武器化的現象,是以世界各國多 致力於網路治理研究、大力構築網路安全建設、設立專責機關、研訂相關法規, 並尋求國際協作,資安議題顯已超越科技範疇,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選擇。網路 戰是資訊戰中的一環,網路戰指的是敵對雙方運用網路技術,企圖在政治、經濟、 軍事和科技等領域為爭奪優勢所進行的競爭,本文試就建構主義「敵對共生」途 徑,從軍工複合體、自群體的內在團結及投射認同,這三個「敵對共生」型態, 分析川普時期中美兩國於網路戰略的競逐狀況,發現從「軍工複合體」來看,雙 方都同時在建構發展自己的軍工企業及支持的駭客組織,而「自群體的內在團結」 即是能善用網路,凝聚國內民眾的向心,雙方都在「投射認同」,建構對方為敵 人,中美兩國均希冀能善用網路戰略,使在大國競爭中,期能獲取較高成功之公 算,但是「敵對共生」理論操作,雖有利於凝聚共識,強化內部團結,但也可能 加深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敵意。深化的敵意,反過來限制操作「敵對共生」者的行 動自由,讓操作者無法選擇妥協或讓步。

關鍵詞:建構主義、敵對共生、網路戰略、軍工複合體

 

壹、前言

戰略始終還是一種「經世之學」,戰略思想必須有助於實際問題之解決(鈕 先鍾,1998:116),「戰略」,既為建立力量之作為,則必有考量之著眼,以求 其發揮本身之效能。美國國會研究處的報告《網路入門》(Cybersecurity: A Primer), 將「網路」定義為:「關於電腦,電腦網路,資訊和通信技術(ICT),虛擬系統 或電腦對物理組件的控制,與之相關或具有其特徵」(Jaikaran, 2020: 1)。

網路空間戰中的固有防衛線,與一般的防衛線並不相同,網路入侵在防禦 方面和進攻行動方面同樣有用,因此,網路間諜活動可以解釋為進攻性網路攻 擊的先兆(Johnson, 2018: 381)。美國中情局前局長,邁克爾·海登將軍(M. Hayden) 表示:「在行動和技術上,網路間諜活動與網路攻擊沒有區別」(Hayden, 2017), 在攻防線模糊的情況下,國家的意圖難以理解,在網路領域,創建惡意病毒代碼,比開發有效的武器要容易得多,也更便宜,這加強軍事戰略上,對先發制人的偏愛,並增加跨域軍事升級的風險(Opall-Rome, 2013)。

美「中」兩強都希望維持網路安全與和平,但也都為建立網路戰競合的優 勢地位做準備(吳孟軒,2013:73)。2020 年 9 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於北京 宣布中國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Global Initiative on Data Security)為中共「網絡主權(2.0)」後續發展做鋪墊(吳宗翰,2020:19)。相對美國認為,在習 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推行「軍民融合」的國家戰略,利用私企和國企來支持軍 事和情報活動。這一戰略讓華盛頓政客和議員,呼籲美國要對一些中國企業採 取額外防範措施(Swanson, 2020)。有學者運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Realism) 的威脅平衡理論(Balance of Threat Theory),1研究川普時期網路戰略。威脅平 衡理論中的侵略意圖是其主要關鍵(Walt, 1987: 22-28),2 也是與建構主義「敵 對共生」主要差別。本文從建構主義的「敵對共生」(adversary symbiosis)模式, 來分析川普時期美中網路戰略競逐、中美兩國的網路戰略發展,及網路戰略競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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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實主義學派認為,由於長期處於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社會不存在超越主權國家的更 高權威可維護秩序與公義,作為理性行為體(rational actor)的國家將在其間奉行自助原則(Self- help)以確保安全與生存。現實主義學者們由此推導出平衡理論,指出理性自助的國家行為體對 於生存環境的安全狀態將保持警惕,在情勢出現危險變化時設法平衡造成負面影響的他國。 (Waltz, 1979:168)

2 威脅平衡理論所稱的威脅係由綜合國力(aggregate power),即國家的總體物質地緣鄰近性 (geographic)進攻實力(offensive power),及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而物質實力本 質上是客觀中性的存在,重點仍在於國家將如何加以運用,因此侵略意圖往往是威脅構成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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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構主義與「敵對共生」模式

溫特(A. Wendt)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主張: 行為體之間有意義的互動,產生不同的「身份」,從而決定其所屬的「利益」論, 認為在三種無政府文化下(「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洛克文化」

(Lockean culture)與「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國家「行為體」之間可以 形成各種不同的身份關係。其中,「敵對共生」模式的意涵在於「敵方」的存在, 適足以體現「我方」存在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一般存在三個因素,影響

「敵對共生」模式的形成,首先是「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通常國防工業與武器製造業,希望持續產生區域衝突與戰爭威脅,以創造更多的 安全防衛需求。這些業界會鼓動與游說政府,進行更多新式武器研發與製造,以 防衛國家安全;其次是「自群體內在團結」(in-group solidarity),通常國家為抵 禦外來威脅,透過各種身份與標誌的建構,區分「我者」與「他者」的差異,第 三是「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將自己本身不好的部分,例如獨裁、 專制、貪腐等議題,投射到「他者」身上,並加以消滅的過程(翁明賢,2019)。 以下針對「敵對共生」三種模式分述如後。

一、軍工複合體

在霍布斯無政府文化下,各個國家行為體的互動實踐,會隨時間發展,形成 一種國內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透過「軍備競賽」中得利,極力遊說國家增加 國防軍費支出,一旦他們成功,這些利益團同時協助國家敵對身分的建構,此種 國家身份,只有存在對他者的情況下才能形成。換言之,把「他者」視為敵人, 並根據這種判斷採取行動,國家之間從而相互鼓勵對方顯現出敵人的身份,「自 我」也就維持自己既有的身份。因此,從因果意義上,每一方的好鬥身份,不僅 自然發生,從邏輯意義上,也取決於和敵對的他者共同享有的理解意義(Wendt, 1999: 275)。

二、自群體的內在團結

「自群體的內在團結」,意謂如何透過操控「敵人角色」,來增進自我的國家 利益,溫特借用 D. Campbell(1992)與 J. Mercer(1995: 229-252)的論點,因為 Campbell 從後現代主義角度認為美國依賴一種「危險話語」(discourse of danger) 的運用,亦即國家菁英不斷「杜撰」或是「誇大」外界對美國整體安全的威脅, 以便「塑造」與「延續」相對於「他們」(them)與「我們」(us)的區隔,並因 此證實國家存在的理由,以及國家政策的必要性。事實上,國際關係理論存在一種「聯結理論」(linkage theory),強調一國外交政策是內政的延續,有怎樣的內 部體制與政治發展,就有不同的外交表現,當然國家實力強大與否,也會影響外 交的展現。

此外,Campbell 又提出另一個假設:「危險話語」的設定,亦即,首先創造 國家與國際社會的「內部」(internal)與「外部」(external)的區別,建立一種獨 特群體的整體觀念,建構國家的「團體身份」。國家安全也是取決於區分「自我」 和國民像任何社會群體成員一樣,常常認為「自群體」成員優於其他國家的國民, 藉此來加強「自我尊重」的意識。這種「自群體偏見」(in-group bias)自身並不 意味著侵略或是敵意(Wendt, 1999: 276),國家會發現「敵意」本身就有價值, 因為國家通過調整「自群體」與「他群體」互動關係所產生的動力可以大大提高 群體「自我尊重」的意識(Wendt, 1999: 275-276)。

三、投射認同

投射認同,係指敵人角色扮演一種自我不需要情感的投射所。根據此論點, 個人由於「病理原因」(pathologies)無法控制無意識的潛在破壞性幻覺,例如「憤 怒」(feelings of rage)、「侵略」(aggression)、「自我憎恨」(self-hatred)等情感, 有時把這些情感「遷移」或「投射」(project)至他者,並通過自己的行為,強迫 他者與這些情感「認同」(identify)或「呈現」(act out)這些情感(Wendt, 1999: 277)。

上述三個「敵對共生」型態,證明存在一些國家間互動方式,讓霍布斯文化 的規範建構不同的「敵意」,並對行為體產生影響。因此,雙方都需要對方的敵 人角色,來合理他的相關政策與作為(翁明賢,2010:81)。

本研究除文獻比對外,另加入相關博士研究生/候選人、國防大學教官、資安 人員等學者專家的調查問卷,有效問卷合計 44 份,以輔助研究結果的推論。如 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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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中美網路戰略發展

資訊戰是以資訊當作武器,去干擾對手的資訊資源(information resources), 資訊資源包括物質上的資訊系統,及精神上對資訊的認知(recognition),其目的 是在心理上,操弄敵國人民,造成社會動盪,使得敵國政府做出對己方有利之決 策(Shibaev & Uibo, 2016: 136-135)。而網路戰為資訊戰中的一環,網路戰指的 既是敵對雙方運用網路技術,企圖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領域為爭奪優勢 所進行的競爭,同時也使其因此必須在作戰指揮、武器管控、後勤支援、軍事訓 練和情報偵察等方面,運用網路技術而遂行一連串的改革活動。網路戰的特性, 在於具有相當的匿名性,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或是殭屍網路,讓資安人 員在循線追蹤上,有相當的難度,利用網路平台與社交網站,以科技的能力進行 攻擊,在適當時刻配合 DDOS 攻擊,癱瘓官方網站(林穎佑,2017)。1999 年的 科索沃戰爭可說提供第一個典型案例;當時南斯拉夫與俄羅斯的電腦駭客,曾侵 入美國白宮網站,接著又使用電腦病毒攻擊北約部隊的通信系統(蔡東傑,2005)。

一、中國的網路戰略發展

中國將網路戰作為其戰略和準則的一部分,將網路視為有助於贏得未來戰爭 的戰略資源,通過觀察美國在「波灣戰爭」中取得的成功,解放軍將工作重點轉 向「網絡化」(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2013),3 並促進網路作戰的發展(Hodgson, 2019: 15)。4中國在 2011 年承認已建立正規網軍,據資安公司調查, 顯示解放軍轄下,設有多支活躍的網路間諜部隊(Mandiant, 2013),中共認為隨 無線電涵蓋網路範圍與日俱增,同步獲取網路空間,及電磁頻譜等領域之主動權, 對贏得戰爭勝利至關重要。習近平指出,「十三五」時期,中國要大力實施網路 強國戰略,2016 年 4 月的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要求,要「切 實貫徹落實好」對網路強國戰略的部署。2016 年 10 月,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 進行集體學習,主題就是實施網路強國戰略。2018 年 3 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 改革方案」,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改為「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 化委員會」,負責這一領域重大工作的頂層設計、總體佈局及推動施行(趙銀平, 2019)。

2016 年開始,中共為能主動掌握資訊戰優勢,將網路戰、電子戰、太空及心 理戰等專業部隊,整併為「戰略支援部隊」,並由中央軍委統一指揮,主要目的 為奪占網路空間,及電磁頻譜之制高點,以獲取掌握戰爭主動權(Clark, 2019)。 中共 2019 年國防白皮書指出,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根本目標,包括保衛國家政治 安全、人民安全及社會穩定,以及遏止台獨等分裂勢力;而除維護中國的海洋及 太空權益,軍隊同樣必須維護國家在網路空間的安全利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 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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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軍事科學院出版的《戰略學》(The Science Of Military Strategy)書中探討網絡領域的軍事 鬥爭,指出資訊網絡已經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發展,利益的無形疆域,特別是在大國之間,圍繞平時保證資訊安全,確保資訊系統的穩定運轉,戰時保持網絡對抗主動、掌握制網絡權等目的 展開激烈鬥爭。且指出網絡領域軍事鬥爭的主要樣式有網絡偵察、網絡攻防作戰及網絡威懾等。 強調要以維護國家重要資訊和資訊網絡安全為基本目標、處理好網絡對抗的平戰、攻防、懾戰 等關係,及建立精幹的專業網絡作戰力量。見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2013)。

4 中共的「網絡戰」即圍繞信息化或信息衝突的更廣泛概念的技術方面,美國的「網路戰」最接 近美國軍事準則中的「網路空間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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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的網路戰略發展

「新美國安全中心」報告,指出「利用網路空間的能力,是 21 世紀最重要的 力量之一,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可以利用此權力在網路空間,或物理世界中實 現財政、軍事、政治、思想或社會目標」(Kahn et. al, 2011),為確保網路空間之 安全性,進一步能維護美國國家安全,與人民之安全,美國總統川普(D. Trump)於 2017 年簽署通過「強化聯邦網路與關鍵基礎設施之資訊安全」,並在 2017 年 8 月宣示將把網路司令部,升格為聯合作戰司令部的第 10 部,同時,要將網路司令部從國家安全情報局獨立出來,成為專職網路攻擊與網路防禦的單位(陳奕 璇,2017)。

美國目前所編組 133 支網路部隊,分別由 13 支國家任務小隊、68 支網路保 5 護小隊、27 支作戰任務小隊,與 25 支支援小隊組成(U.S. DoD, 2018)。 2018 年 9 月,發布的《美國國家網路戰略》(National Cyber Strategy),顯示出美國已建 立明確的網路戰略(蘇柏毓,2019:8)。該戰略以網路安全問題為主軸,直指美 國正面臨來自中國、俄羅斯等國家造成的網路威脅,並據以策訂涵蓋安全、經濟 與外交等三大面向的戰略框架(The White House, 2018)。

2019 年美國國防部重新審視其網路戰,發現中國最近在網路及電磁頻譜方面不斷進步,希望能利用美國在電磁頻譜運行中的基本優勢,並瞄準敵人弱點的新方式和手段的能力。隨著對網路司令部和太空部隊的關注,恢復美國在網路電磁頻譜中的優勢,且要資助其在這些「隱形領域」所需改進的能力(Clark, 2019)。 6

此外,「前進防禦」(defend forward)戰略(Borghard, 2020), 是美國應對境 外網路威脅的指控網路到達美國之前,其執行面,即為美國國防部在 2021 會計 年度,花費 1160 萬美元購買系統,五角大廈將為美國網路司令部的「前進追捕」(hunt forward)團隊提供設備資金,以幫助網路團隊執行任務(Pomerleau, 2020/2/13),因為這些行動使美國,能夠深入解對手所使用的策略,這些策略可 能會影響美國網路或未來的重要選舉。「前進追捕」的行動準則來説,在收到在 其他國家的邀請,美國就能與夥伴國合作並共同行動,美網路司令部已連續第二 年,在蒙特列哥羅(Montenegro)部署網路部隊,進行前進追捕行動,這項行動 可為網路團隊,存取俄羅斯、中國、伊朗、北韓勢力範圍的網路(Pomerleau, 2020/2/12)。

川普時期美中均認為要從提昇網路安全建設、加強網路科技創新、強化網路 滲透等方式,來增強網路安全戰略,才能有機會佔據較網路優勢地位。此外,本 研究問卷調查顯示,川普時期兩國的網路競逐程度較歐巴馬時期為高,「非常認 同」佔 65.9%,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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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家任務小隊主要保護美國國內電網、核電站等重要基礎設施;網路保護小隊主要保護美國國 防部的網路與系統;作戰任務小隊主要執行進攻任務,支援小隊為國家任務小隊與作戰任務小 隊提供分析與規劃方面的支援。安全治理學刊 第2期 2021年7月

6 美國國會 2019 年新成立「網路日光委員會」(Cyberspace Solarium Commission),針對美國資 安戰略進行驗證與發展;該委員會正在驗證五角大廈的「前進防禦」(defend forward)戰略構 想,未來美軍網路戰將以「盡可能貼近敵手」的方式,藉此預知敵方動態與意圖,以研擬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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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從「敵對共生」模式分析中美網路戰略競逐

美國國防部 2011 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便首次提及「源自中國 的網路攻擊」,網路安全議題正成為未來美中關係的重要議題(范方華,2011: 66)。從網路權力理論來看,7美「中」在網路權力的較勁,和網路攻擊與戰爭的 部署,是一種互動性的特質,可以理解行動者,或能動者之種種作為,為的是在 虛擬空間中的權力之爭。各國將尋求將網路行動,作為使用工具來增進自己的利 益,如軍事力量,經濟實力(Hodgson et. al, 2019)。

以下就「敵對共生」三個模式,分析中國與美國的網路戰略行動。

一、中國網路戰略行動

溫特認為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於以霍布斯文化為主體位置的「敵人」 (enemy)、以洛克文化為主體位置的「對手或競爭者」(rival)及以康德文化為主 體位置的「朋友」(friend)。國家在國際體系文化的支配壓力下,其角色會內化 於他的身分與利益之中(Wendt, 1999: 251-259)。霍布斯文化是在自我與他者之 間支配暴力的使用中,「敵人」位於角色關係頻譜的一端,不同於競爭者和朋友的類屬。所以,敵人是由他者的再現所構成的(Wendt, 199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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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 Nye 認為,造成虛擬空間的權力擴散稱之為「虛擬權力」,可以用一組資源來定義:基礎設 施、網路、軟體與人力技術,全都涉及以電子與電腦為基礎的資訊創造、控制與溝通。不只包 括互連電腦的網際網路,也包括內部網路、行動科技和以太空為基礎的通訊。請參見約瑟夫. 奈伊(2011:162-163)。大陸學者東鳥認為,「網際網路中的權力」就是網路世界的控制權、主 導權,比如:根功能變數名稱的控制權、IP 位址的分配權、國際標準的制定權、網上輿論的話 語權。這些就像我們呼吸的空氣一樣重要,構成我們在網路空間的生存基礎(東鳥,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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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工複合體

在軍工複合體方面,過去中共以國家計畫和資金,重點扶植網路科技公司,使其迅速累積技術資本,以期為中共所用。除此之外,中共與網路經營者,保持 密切關係,除向其施以統戰思想教育,更要求公司內部設立黨支部,以確保網路 巨頭確實服從黨意(劉姝廷,2020:53)。例如河北的「衡水南昊科技公司」,表 面上是普通科技公司,但該公司 500 名員工,從 2006 年起,成為共軍招募的網 絡民兵隊伍,中共在 2017 年由民間「安天網絡科技公司」,建立網絡民兵分隊(人民日報,2017)。2019 年 9 月成立「網絡民兵教室」,來培訓網絡民兵。在建 設專門高技術人才隊伍的同時,與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進行專案合作,將現有國 防潛力盡可能轉化為國防動力(龍率真,2020/10/18)。

以軍工複合體的方式,中國在獲取美國技術,包括敏感的商業秘密和專有信 息方面做出廣泛的活動,利用網路間諜來支持其戰略發展目標,即科學技術進步, 軍事現代化和經濟政策目標。中國的網路空間行動是複雜的,多管齊下的技術發 展戰略的一部分,使用合法和非法方法來實現其目標,中國經常為商業和科學目 的,獲得美國技術(U.S. NCSC, 2018)。與此同時,中國政府通過爭取遍佈政府 和科技基地的,廣泛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 APT)組織 的支持,尋求加強對美國技術的收集。中國對美國的主要網路攻擊組織,分述如下:

1.APT1:是高產網路攻擊組織。在資安公司 Mandiant 的跟蹤下,它們被曝光為 針對全球幾個關鍵行業的產品,特別側重於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網路間諜活動(Mandiant, 2013; Hyvärinen. 2017)。
2.APT3:FireEye 公司自 2011 年已經開始追蹤 APT3,並指 APT3 是受中國政府資助,曾入侵美國、德國及義大利電訊企業、農業等公司的電腦系統(Tweed,2016)。

3.APT10:行動目標有工程,電信和航空航天工業,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公司,利用其對託管 IT 服務提供商的開發,作為駭侵的手段(U.S. NCSC, 2018)。

4.APT27:是以盜竊網路情報為主要任務,向至少五間網上賭博公司發動勒索軟 體攻擊,由販賣情報轉為直接勒索贖款,受害者便是被這種手法入侵(Muncaster, 2021)。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 4 名共軍「涉嫌參與 2017 年大規模駭入美國信評 機構易速傳真公司(Equifax)竊取資料」一案,被起訴的 4 名駭客,屬於共軍第 54 研究所(費黼,2020)。

5.APT30:為中國十年來一直以有組織的行動,蒐集東南亞及印度等國的機密資訊。在東南亞及印度地區活動的惡意程式時,從 2005 年起,即專門針對政府及 企業從事網路間諜活動,手中持有該地區的重要政治、經濟和軍事資訊(林妍溱,2015),專門針對東協國家(ASEAN)成員(FireEye, 2015/4)。

6.APT31:致力於獲取可以為中國提供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的信息。目標行業包括政府,國際金融組織,航空航天和國防組織,以及高科技,建築和工程,電信,媒體和保險(Cimpanu, 2021)。

7.APT40:針對「一帶一路」倡議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家,及工程和國防的組織,也對東南亞等地區的區域實體開展行動。自 2013 年 1 月起,針對一系列目標進 行網路攻擊,其中包括海上目標、國防、航空、化工、研究/教育,政府和技術 組織。與其他中國的軍工複合體一樣,招募駭客及精通英語的人才,以幫助他 們進行網路駭侵,並翻譯其被盜資料(Intrusion Truth, 2020/1/15)。

8.APT41:是一個多產的網路威脅組織,針對醫療保健,電信和高科技領域,包 括竊取知識產權,在針對遊戲行業的攻擊中最為明顯,包括操縱虛擬貨幣、嘗 試部署勒索軟體,跟蹤個人並進行監視(FireEye, 2019)。

應對網路攻擊最重要的準備事項,就是要增強對網路攻擊的「取證能力」, 這會削弱網路攻擊的有效性,從而減少攻擊者的收益(布瑞恩·馬贊內、布拉德 利·賽耶,2019:63)。以下整理近期學者、資安公司及「入侵真相」(Intrusion Truth)網站研究,歸屬於中國的網路駭客團體,其中 17 個中國駭客團體的攻擊 目標,以美國為主佔的 12 個,如表 3 所示。

 

(二)自群體的內在團結

習近平於 2016 年在北京主持「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時提出「黨媒姓 黨」,網路已是當前意識形態鬥爭的最前沿,網路意識形態安全風險問題,值得 高度重視,要堅決打贏網路意識形態鬥爭(趙嵩仁,2020)。2017 年 6 月通過加 強互聯網信息監管的《網絡安全法》後,2018 年中共「中央」電視台,推出習近 平語錄,和思想為主題的電視節目。習近平掌權後個人崇拜明顯回升,2019 年 1 月推出「學習強國」手機應用程式,要求中共黨員下載,和定期閱讀。該應用程 式是中共驗證公民的忠誠,和監控的一種新興方式,旨在增強共產黨對中國大陸 民眾的意識形態控制力(龍率真,2019)。

中國自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它已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近 期中國利用其網路力量和宣傳機器,應對新冠疫情流行。中國共產黨與其電信公 司和科技公司合作,使用大數據等技術來控制輿論和人民活動。這些措施包括數 位監視,社交媒體應用程序上的關鍵字審查,以及健康代碼(health code)系統, 以促進自群體的內在團結。其在 2019 年的白皮書中亦強調,網路安全是中國面 臨的嚴峻安全威脅,必須嚴肅對待(仇佩芬,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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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射認同

由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領導的 12 個政府機構,82020 年 4 月聯合發 佈一項措施《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20),就 是嚴格審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網路安全,中共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由,將從各個 方面審查和控制互聯網,限制外國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准入,及中國市場的壟斷。 該法於 2020 年 6 月 1 日開始實施,中國決定反制美國不斷以國安、資安為由, 箝制華為等陸企之舉動,授權相關部門,可以國安為由,限制外企在中國市場的經營(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科技產業資訊室,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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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2 個中共的政府機構是: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 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中華人 民共和國財政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廣播 電視總局、國家保密局、國家密碼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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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科技部在 2017 年 11 月,組建一個科技團隊,引領人工智慧技術的開 發,這些公司都在努力改進機器學習演算法和硬體、蒐集數據,用以構建廣泛的 功能性(龍率真,2020/11/1)。2017 年,中國實施新的「網絡安全法」,限制外 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的銷售,並要求外國公司提交信息通信技術,用於政 府管理的國家安全審查。法律還要求在中國運營的公司,將數據存儲在中國,並 且需要政府批准才能在中國境外傳輸數據(陳孟君,2019)。中國政府將「網路 強國」的戰略構想融入當前積極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One Belt, One Road) 之中,其次,中國政府透過籌辦「世界互聯網大會」(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等會議平臺,廣邀世界各國的網路事務主管官員、資訊產業領袖,與網路技術專 家等與會交流,藉此擴大和各國政府及企業的合作空間,同時向國際社會宣示中 國的網路科技實力與政策理念。最後,中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治理事務,在 國際間大力推行其主張的「網路主權」概念,強調國家主權應及於網路空間,要 求世界各國,相互尊重彼此對本國網路空間運作(張凱銘,2017:33)。

 

二、美國網路戰略行動

綜觀近期如,《2019 年國防授權法》明定,當美國遭受來自中國、俄羅斯、 北韓或伊朗的「積極的、系統的和持續的」安全威脅,美國網路司令部可以採取 「攻勢」以扼制敵人的作為。網路作戰的發動權限,下授至網路司令部,增加美 軍網路作戰的靈活性(U.S. Congress, 2018),溫特認為處於霍布斯文化角色的國 家,其對外政策態度與行為,至少具備下列四種含義,並轉換成某種特定的互動邏輯(Wendt, 1999: 262):

1.國家將傾向於經由成為積極的修正主義者來回應敵人,並試圖摧毀或 征服敵人;

2.決策傾向於不考慮未來,而是面對最壞的狀況,及減少以合作方式回 應敵人任何合作的機會;

3.相對軍事能力被視為決定性因素,當敵人的修正主義傾向被認知,國 家就可以使用敵人的軍事能力來預測其行為;

4.如果實際戰爭到來,國家將以敵人的方式(自我的認知)進行戰鬥, 意味著無限制的使用暴力。

川普時期美中在網路戰略上有較高的針對性,接近霍布斯文化。以下分就「敵 對共生」三種模式,檢證美國的網路戰略行動。

(一)軍工複合體

利益集團通過影響國內政治左右政府內外政策,在美國由來已久。在眾多利 益集團中,軍事-工業複合體是能量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團(王志軍,2009:30), 1961 年,前總統艾森豪威爾(D. D. Eisenhower)在離任時指出,美國需警惕勢 力不斷壯大的軍工複合體(O’Connell, 2012),國防工業對利益的追求,使軍工企 業生產力受到戰爭的推動,而保持強大生產能力(王志軍,2009:31)。

美國中央情報局 1999 年資助成立非盈利性風險投資公司 In-Q-Tel(IQT), 該公司為美國中情局(CIA)培育、發現和傳輸先進的資訊技術。IQT 只選擇既 能為 CIA 所用,又具有商業價值的技術進行投資(劉鵬、閏宏、匡興華,2005: 117)。2017 年 2 月日,國土安全部宣布在其網路安全部門(Cyber Security Division) 資助多項 DDoS 防禦研究計畫,可協助受害者迅速轉移攻擊流量。這些計畫分別 是設計易實踐的防禦系統布署、開發適合中小型組織的協作工具,及抵抗「Tb 級」 攻擊(iThome,2016)。

美國在境外對中國發動網路攻擊的方式,是大量發送含漏洞代碼與病毒的釣 魚郵件,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各種方式進行駭客活動,2010 年被發現針對伊朗 核設施的「震網」(Stuxnet)病毒攻擊,就是一例。此外,美國支持的資安公司 火眼(FireEye)是第一家由美國國土安全部頒發認證的網路安全公司(FireEye, 2015/4/29),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網路攻擊組織「APT-C-39」,對中國進行長達 11 年的網路攻擊滲透。除中國航空航太企業、科研機構、石油行業、大型互聯網公 司之外,還有政府機構等多個單位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攻擊(盧柏華,2020)。

(二)自群體的內在團結

川普政府認為美國必須穩固自身的基礎實力,開始對內進行發展,例如提升 行政效率和研發創新能量,以及加速完善國內網路系統的硬體建置,和資安防護 等。911 恐攻事件後,美國政府與軍方,過度專注在反恐戰爭,缺乏防範網路滲 透攻擊威脅發展,中國亦同時進行干擾、駭客與假訊息的活動(柳惠千,2020)。 2012 年 9 月網路司令部情報主管柯克斯(S. Cox)指出,中國方面不斷嘗試入侵 美國國防部電腦網路,且竊取企業商業機密的情況越來越多(吳孟軒,2013:71)。 美中雙方尚未達成避免網路戰共識之際,需依照國家安全戰略,積極設立專責的 網路戰機構,並規畫在 7 大網路戰略高地領域,強化本國的核心競爭力與綜合實 力(曾復生,2014)。

中國不斷在獲取美國技術,包括敏感的商業秘密和專有信息,利用網路間諜 來支持其科學技術進步,軍事現代化和經濟政策目標(U.S. NCSC, 2018: 5)。美 國政府稱中共為其自身主要網路威脅,因借助於網路攻擊,中共可持續獲取政治機密,及竊取知識產權。共軍招募網路民兵,除可借助民間機構的科研優勢,協 助發動網路攻擊,更可利用企業招牌為軍方提供掩護,從事秘密的活動(龍率真, 2020/10/18)。2017 年年初,由資安公司、被入侵的雲端公司,還有其他的受害公 司,一起展開合作。美國政府起訴朱華、張士龍兩位中國人,罪名則是涉入陰謀、 詐騙和假冒身分(陳瑞霖,2020)。美司法部於 2018 年,針對中共在美間諜活動, 專門成立「中國行動計畫」項目(藍孝威,2020)。

(三)投射認同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警告美國企業中國駭客團體,在中國當局的支持下, 對美國政府機構與企業從事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以竊取重要機密。微軟發起根 除惡意軟體(CME)合作計畫及「SMN 行動」,希望結合網路資安企業與其他組 織,共同反制惡意程式(魏國金,2014)。

美國務卿蓬佩奧(M. Pompeo)公布「乾淨網路」(Clean Network)計畫,總 統川普同時要求中國公司「字節跳動」(Byte dance)及「微信」,不能與任何美 國個體進行交易,並指出中共開發及擁有的行動應用程式,持續威脅美國國安、 外交政策和經濟,包括自動蒐集用戶資訊,令中共有機會獲取美國公民個資,伺 機要脅和滲透(朱祥中,2020)。2020 年 11 月美國的「中國挑戰的元素」(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在各方面造成的挑戰,並提 出十項政策建言,強調現在的中國威權體制想將自身置於世界秩序的中心(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2020: 45),「希望能用長期觀點,來思考中國挑戰的元素, 並設計出一個超越官僚組織、部門、短期選舉時程的政策架構」(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2020: 7)。

最後,本研究問卷調查,分析認為川普時期,美國特意將中國建構「霍布斯 文化」的為敵人角色,佔 81.8%,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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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建構主義理論中的霍布斯文化可以合理的承擔敵人的身分,並獲得相對應的 利益。因此,共有知識的文化,以某種特定的方式給於行為體具體的身分與利益。 使國家得以確定自己的身分、利益和思維方式(Wendt, 1999: 268-274)。建構主 義的「敵人身份」代表某一個行為的存在,必須透過另外一個敵人角色行為體的 存在,恰巧突顯自我本身的正當性(Wendt, 1999: 273)。在川普時期,中美兩國 互動方式,接近建構主義霍布斯文化的規範,雙方都在建構「敵意」,雙方的「敵 敵關係」益形密切,換言之,敵人身分的建構就是必要的課題,沒有敵人的「惡」, 就無法突顯我方的「善」(翁明賢,2001)。「敵對共生」理論操作,雖有利於凝聚 共識,強化內部團結,但也可能會加深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敵意。深化的敵意,反 過來會限制操作「敵對共生」者的行動自由,讓操作者無法選擇妥協或讓步。

網路戰是最精簡兵力的作戰方式之一,儘管川普任內施政時有爭議,其所推 動的網路戰略,卻為國會兩黨所接受,並反應在歷年的國防授權法。中共亦採取 相當積極的反應。川普時期中美兩國對於網路安全戰略,均有其本身的戰略思考。 在面對經濟發展瓶頸、國內異議高漲、美國網路戰略調整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 需增強網路安全建設發展,方能佔據較高網路優勢地位。預判美中雙方之間利益 衝突仍會延續,中國仍需採取如擴大網路安全產業發展、獲取網路空間,及電磁 頻譜等領域之主動權,及網路科技創新等積極作為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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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安全治理學刊第 2 期【研究論文】,經作者同意轉載於本學會網站。作者為本學會助理研究員。

相關參考文獻請參閱原始文章。

刊載人:詹祥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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